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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本古书揭开土豆的引入种植历史

  再普通不过的红薯在物资缺乏的年代解决了很多人的饥饿问题,而它却不是中国本土的农作物。一部清代《金薯传习录》为您揭开了它的身世之谜……

  甘薯又称番薯、金番、红薯、地瓜等,它是我们家乡常见的农作物。记得小时候,一日三餐不可无此君。如果不是有甘薯,恐怕我们就会挨饿。出于对甘薯的情感,我一见《金薯传习录》就忍不住手头发痒,迫不及待地买了回来。

  《金薯传习录》系清人陈世元(乾隆年间贡生)编辑,因甘薯系陈世元的祖先陈振龙从海外传入,由福建巡抚金学曾推广种植,在当时收到了疗饥救荒的效果,人们感念金学曾的政绩,故将甘薯命名为“金薯”。《金薯传习录》分为上、下二卷。上卷摘录史籍志书中关于甘薯的各种记载,汇集了明清时期推广种植甘薯的禀帖和官方文告,还有海内外甘薯种植、管理、储存和食用的经验方法等,如:“地宜松耕过,经起町高四五寸,春分后取薯种斜置町内,发土薄盖”,“约七分在町内,三分在町外。町内者结实,町外者滋蔓”。这些都是来自客观实际的生产经验和生活常识,在广大农村,这些切实有效的经验和知识很多还被广泛地应用着。

  此书卷一收录了明万历二十一年(1593年)六月《元五世祖先献薯藤种法后献番薯禀帖》、乾隆三十三年(1768年)《青豫等省栽种番薯始末实录》等文献,记述了福建华侨陈振龙将甘薯种从海外传入国内的经过,文字简洁生动,颇具史料价值。其中明万历二十一年六月的禀帖有“尤幸本年五月中开棹,七日抵厦”等语,说明陈振龙是在明万历二十一年五月中旬携带甘薯种回国,在船上漂泊7天后抵达厦门的。这就揭示了甘薯种从海外传入国内的确切时间和具体经过,解决了农学史上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,虽着墨不多,却尤为珍贵。

  关于甘薯从国外传入还有另外的两种说法:一是明万历年间广东吴川林怀兰从越南传入,一是明万历年间广东东莞陈益从越南传入。前者有清道光年间的《吴川县志》及“番薯林公庙”为证,后者以清宣统年间的《东莞县志·物产·薯》所引《凤冈陈氏族谱》为证。这两种说法都有所依据,不能否定。但相对而言,证明陈振龙从吕宋传入甘薯的是一部确凿完整的农学专著,书中既有当事人陈述事件的禀帖,又有官方考察审批的文件,更有地方志书的记录,可谓资料详实,因此更为可信。

  《金薯传习录》下卷汇集了有关甘薯的诗词歌赋,包括赋、颂、五言古体、五言排律、五言律诗、七言古体、七言律诗等,凡75首(篇)。作者大多是没有显赫声名的封建官吏和文人,所写诗文主要着眼于甘薯的质优高产,对土壤、肥料要求低,易于大面积种植;抑或吟诵甘薯味道甘美,功同五谷,可佐饥馑;同时也讴歌了陈振龙传入甘薯的功勋和金学曾推广种植甘薯的德政。兹录署名黄名香的《咏金薯》一首以见其概:“一自珠崖到海滨,蔓山遍野总相因。托根得地能蕃衍,结实随时任屈伸。甘比水芝堪佐酒,功逾山药可疗贫。南邦处处传佳种,荒歉常供世上人。”此诗谈不上脍炙人口,然用大雅之体抒写至俗之物,又朗朗上口,自然率真,别有一番情趣。

  根据考证,《金薯传习录》自乾隆年间编辑成书,之后至少刻印过三次,每次刻印的数量也不少。可是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此书的全本只剩下两部:一部藏于福建省图书馆,另一部藏于南京图书馆。其存世稀少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种:一是甘薯作为一种易于种植的农作物,一经掌握便可口传心授,无须进行理论指导;二是种植甘薯的都是不识字的老百姓,他们看不懂《金薯传习录》,没有阅读保存此书的必要;三是封建时代“遵孔读经,科举至上”,鄙视生产科学知识,《金薯传习录》学得再好也不能中举当官,更不能光宗耀祖。因此,《金薯传习录》也就得不到人们的重视和爱护,甚至面临着失传的危险。

  1981年,农业出版社为了保存和推广祖国农学的善本珍籍,决定有计划、有步骤地编印《中国农学珍本丛刊》,并依照原书的式样影印出版,《金薯传习录》(据福建省图书馆藏本影印)即为其中之一种。笔者购存的《金薯传习录》为精装32开本,与朝鲜古农书《种薯谱》合订一册,1982年第1版第1次印刷,印数2800册。对于一个有着十几亿人口和庞大收藏群体的国家来说,2800册不过是九牛之一毛,因此笔者的收藏虽然只是个影印本,但亦颇为自珍。